2013年后，新一届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中，少数民族成员7名。

从直接体现党的作用的层面来看，《决定》试图从正反两个向度体现党支持司法：正向上，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要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反向上，要求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机制，这是一项新举措，似乎也成为确保司法机关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制度机制建设的重心。上级法院、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除可面向社会公开招录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学者和其他法律工作者以外，一般从下一级法院、检察院中经过一定年限职业训练的优秀法官、检察官中遴选。

《决定》对进一步完善人大制度做出了诸多部署，明确提出了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完善立法体制，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加强重点领域立法等举措。《决定》提出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正是要完善司法体制的内部关系。实行法官检察官员额制，将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是一项与司法人员职权、职级和薪资待遇等方面相关联的制度改革，在改革推行之初就面临诸多的困难，处理不好难免会遭遇阻力，因此必须厘清与员额制改革相关联的问题。《决定》除了对政府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做出部署外，还提出了完善行政诉讼体制、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等重要举措，值得认真研究。《决定》在这一方面提出了诸多改革举措，既有与之前相关文件相关联和延续的内容，也有一些富有新意的提法。

首先，在已经强调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司法人员依法履职保护机制等一系列确保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制度机制的基础上，还有无必要为了排除地方干扰而专门设立跨行政区划的法院和行政机关?其次，按照我国现行《宪法》和《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地方各地法院、检察院均按行政区划设置，法院和检察院由同级人大产生，并对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改革是当代中国的主流话语，司法体制的改革也成为这一宏大叙事的构成单元。实用主义则根植于英美文化之中。

引自［德］乌茨·施利斯基：《经济公法》，喻文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1页。我们曾经按照一个远大的社会理想，从建国开始把社会成员高度组织起来，建立了一个社会与国家融为一体的高度集中制的科层制社会。列宁：《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3～24页。〔15〕见前注〔7〕，布雷恩·Z．塔玛纳哈书，第153页。

马克思认为在实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不平等的权利或者资产阶级的法权。公法意义上的制度框架取向，首先在于法律治理是以政府依法治理为主还是以社会成员守法为主的选择。

引自刘刚：《德国法治国的历史由来》，载《交大法学》2014年第4期，第19页。后来允许农民进入城市打工的自由流动和城市企业事业单位的所谓人才流动，促成了事实上的职业自由权利和居住迁徙的权利。按照德沃金的说法，法治在政治美德方面有其独立的价值。〔18〕［美］肯尼斯·F．沃伦：《政治体制中的行政法》，王丛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6、578页。

本期杂志辟出专栏刊载对他国法治创立和历史沿革的研究论著，为我国正在开拓的法治新局提供一个宽幅法治进程背景。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也许我们应当追溯到更遥远的休谟的经验主义和笛卡尔的理性主义那里，衡量和思考什么样的认识论才应当是政府作用正当性的基础和法治的前提。为了实现有效的法律治理，上述的法治经验值得我们给予必要的注意。

2002年以后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原则集中在分配问题的调整，公平问题受到更多重视，地位得到提高，中共十六大表述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这是因为，实质上的法律平等，不仅需要相互比较的事实情形之间的非但本质性的差别，而且也需要他们本质性的一致之处作为其成立的前提条件。

引自［德］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41页。社会与政府的体制性分离，社会自治和共同治理原则的提出，不但为实行社会法治创造了前提，而且为政府法治提供了坚实基础和持久动力。

如果能够把这份宝贵经历在法学理论上进行概括提炼，彻底消除计划经济对法学思想观念的影响，将有助于加快法治中国的建设进程。引自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12页。进入专题： 法治 社会正义观 政府合法性 。（1875年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这大概是所谓‘反对国家的最精彩最激烈的一段了。其次，由于市场组织化和城镇化程度的提高，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的关联度和自治度都在提高，政府部门的系统性行政规制和社会自治的法律诉求之间构成一个持续的运动过程，也是法治社会制度框架构造中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正是这种假设决定着政府对待其职能收缩或者膨胀的态度，也影响着民主和法治的形成。

这近乎于一个哲学上的认识论问题，但恰恰是全部法治中不可或缺的正义前提。引自［美］罗纳德·德沃金：《论合法性与法治》，载许章润编：《清华法学》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在效率优先时期制定的大量法律继续有效尚待修改，为执行新方针所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举步维艰。〔17〕见前注〔14〕，马丁·洛克林书，第192～193页。

所以英国的做法在实行成文宪法的国家应当有其他的解释。他们指出，功能主义风格则恰恰相反，它拒斥这种形而上学的假定，并且致力于用科学方法来解决政治、政府和法律中的难题。

事实证明当社会与国家混合起来，在国家的强势作用下一定是社会的国家化，而不是理想中的国家对社会的回归。在这里，独立的人取代了集体的成员，自主选择取代了上级的指示。以德国为例，经济制度曾经表达为魏玛宪法上一个自成体系的原则群，但是二战以后的德国基本法改变了原来的方式，把对基本权利的注意和尊重作为评价和约束政府坚持宪法经济原则的基础。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兼顾效率与公平新概念后不久就又提出并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确认了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

〔13〕这个设计的根据或者假设是，由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全体人民的利益达到了高度一致。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

〔15〕政府去做市场和社会失灵的事情，既可以说是政府大度包容地主动放弃，也可以说是迫不得已的退让，还可以说是必须回归的常态，这里分别包含着对政府使命及其能力认识论上的不同假设。主导英国公法的功能主义，表现出一种对于笼统原则的远离或者反对。

法治的主要制度性表现是法律权利，权利机制的内涵是对自己行为的自主选择以及对选择的后果独立承担责任。金格帕格指出：‘许多［集体主义者］都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知识的局限性以及阻碍一种开明的公意成长的那些困难。

非公经济和外资经济的放开和企业和商业登记制度的改革，严格的控制也失去了经济依托，最终使基于单位制度的行政型社会走向解体。比较地看，近几十年来功能主义或者实用主义在外国公法中的作用是主导性的。公平的内涵首先和最终的是分配问题，从中延伸出大量的社会政策，并在法律上大量地体现为社会法行政法及其在民事商事法律中的渗透。专栏选择的几个国家在世界近代法治发展中具有代表性。

高度强调效率的地位一方面使向市场体制的转变加速，另一方面社会事业也在逐渐遭受削弱和损害。他们反对规范主义者将他们批评为将自己的观点建立在‘笼而统之的幻想之上的‘建构论理性主义者。

必须坚持的原则在法治中如何体现并非一成不变的定律。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一方面继续中共十七大的方针，表述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并且规定两次分配的调节机制方针为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

以真理标准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独特发展道路的实践性探索提供了哲学基础。论者的观点虽多，但可以画出争论谱系的两个端点，其余都是二者之间的调和立场。

(责任编辑：高娅媛)